父亲的夕阳

　　解放前夕，11岁的父亲成了孤儿。解放之后，正是土地让父亲得以活下去，在往后的年月里缔结家庭、养儿育女。他一辈子都在土地里劳作耕种，仿佛已经不能改变另一种活法。但是种地的时代慢慢过去了，没有人愿意种地了。山林荒芜了，依着地理远近、路途难易，水田坡地也在慢慢抛荒。

　　“谷米比泥土还贱。”母亲抱怨道。一担稻谷只卖一百多块钱，稻种、农药、化肥却年年涨价。若要认真算账，恐怕连投资都难以收回来。一年的辛苦劳动，等于完全白搭进去。村民外出打工两个月，抵得上田地里忙活一年。于是大片大片田地抛荒，无人耕种。连哥哥都不愿意回家帮忙了，他对父亲说：“错过一桩生意，店里半天损失，超过田地里半年。”

　　家里所有人都开始反对父亲种田，但他像只老钟，缓慢、坚定。逢着集日，他就挑着地里新摘的瓜豆蔬菜，成熟的香蕉，还有番薯木薯种种杂粮，送到姐姐和哥哥家里去。姐姐不希望他这样劳累，就委婉地劝说：“菜场里什么都有，买卖也方便。你要是觉得辛苦，就不用送米送菜了。”在商品形成的潮水面前，一个老人在山间田野的耕种，犹如海滩上一颗固守的石砾，顽固但弱小。

　　然而种田终于还是越来越难了。因为无人使用，年久失修的水渠陆续废弃崩塌，半山岭的梯田灌不上水。村里人口日少，山林河谷慢慢荒芜，鼠患虫害随之疯起。遇上气候不好的年份，偏远的稻田里颗粒无收。

　　父亲哀叹着：“我真是老了，没有力气了。”他的心里开始动摇犹豫。他往年种得一手好田地，让全家人都吃饱肚子。在饥肠辘辘的村民面前，这是他脸上的荣光。然而，如今那些外出打工的人家，挣了钱就回来村里修盖楼房，置买新潮家具和电器。哪怕是留在村里的老人妇女，都开始往邻村邻镇揽活，不能安安分分种田了。没有人稀罕父亲种的好禾稻，人们只称颂挣了大钱的能人。父亲那一份骄傲的心，慢慢被磨削殆尽。

　　也许他真该停下来了。他长日在家里闲坐，有时候走到村小学旁边的店铺跟人聊闲天，可总是觉得不习惯，“不下地里去，长长日子不知道怎么过”。

　　2009年春天，他将水牛赶上山坡吃草。水牛一脚踩中野蜂窝，黑压压的蜂群飞起来，发疯也似追逐攻击。水牛一路狂奔，父亲也从山坡一路滚落。哥哥赶往家里时候，他已经面目浮肿，被蜇得看不清模样。哥哥发怒，唤牛贩子卖了牛，训斥父亲不能再种田。我知道父亲不听劝说，担心他往后真有大闪失，我们都负担不起医药费。母亲就骂道：“医院就是老虎嘴，你摔坏了连累别人！”

　　四

　　到了夏天，我从上海回家长住月余。父亲在村里老屋慢慢疗养。逢着集日，他仍然摘了瓜豆蔬菜到镇上来。他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充满劲头，有时候甚至显露出可怜的神色来，仿佛自己是个没用的多余人。

　　我难得回家，父亲到了集日赶集，就会跟我坐半天，说说话。我们坐在楼顶迎着风闲聊，举目望见天堂山脉苍青静默，仿佛有一股寒气逼人而来，吹破夏天近晚的暑气。

　　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种田成为人们嗤之以鼻的行当，勤劳、朴素、道德的乡村生活一去不返。那么多儿女和孙辈都不在他身边，这个老人孤独而失落。

　　跟父亲闲聊，让我明白许多事理。为家庭贫寒，父亲一辈子都在心里背负罪责。哪怕儿女有了点出息，他自愧自己没有本事，也不愿意沾儿女的光去享福。姐姐和哥哥在镇上置买房屋，他不愿意跟着出来居住；我每年给的钱，他也存着不花，说百年之后还是归还给我。两年前我辞职到上海读书，父母担忧得夜不能眠，几乎病倒。“上海”和“复旦”这些字样，在没有文化的父母那里毫无概念。他们认定我上了坏人的当，被骗去了。

　　我内心的沉痛隐忧，源于面对现实的无力和挫败。八年公务员生涯，工资始终在千元上下。如果我不辞职另寻出路，这一辈子又能怎样呢？读了两年书，往年微薄的积蓄已经耗尽。眼下刚刚找到新工作，一切又要从零开始。但时间不会停止脚步稍作静候，父母已经迅速苍老，我人生最好的年华也已经消逝不返。前路，茫然不知。

　　不孝有千万种情由，让暮年的父母忧虑不安，这肯定算一种。爱是要资格、有门槛的，若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让他们过上稍好的生活，我有什么资格言爱？然而父母竟然也作如是想，觉得儿女们遭受的苦难人生，罪责在于他们的无能。这是多么无奈的互相伤害！

　　摔伤之后，父亲身体气力再也不复往常。2014年夏天，母亲去年过百岁的外婆家小住数日，接着又去柳州的姨妈家。前前后后，总共走了大半个月。到了集日，父亲走到镇上来，在哥哥家里默默坐了半晌，问道：“车站怎么走？”

　　哥哥心里吃惊。几十年时间，父亲对这座小小的集镇早就了如指掌。“这条大路过去，走到头不是车站吗？”

　　“车站还有车吗？”父亲继续问道。

　　“怎么没有？车站什么时候都有车！”

　　父亲默默走了，半天不见人影。傍晚时分，哥哥寻到车站，看见父亲孤零零坐在屋檐台阶上。“不回来了，大姨在柳州给她找人家了。”他对哥哥说道。

　　父亲开始神智错乱，行为失常。当我回忆往事，将漫长年月的记忆串联在一起时候，我才意识到，在父亲的内心深处，几十年来一直都担心母亲弃他而去。妻离子散的下场，是他一辈子深刻的焦虑。外婆为着一点野菜杂粮活命，将母亲从平原台地驱赶到山窝子里，嫁给父亲。母亲说，她不愿意在山窝里过一辈子。头几年，她老站在屋角，看着层层困锁、走不出去的大山流泪。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生产队账目查出亏空。父亲是出纳，在大会小会上被审查。母亲说，父亲只是出纳，账目经经手，根本没有权力贪污。但因为自小是孤儿，家族上没有势力，他就成了替罪羊。刚开始说亏空三百多块钱，后来大会小会不断开，亏空也越说越大，说到三千多块钱。深冬冷雨的夜晚，村民又在学堂里集会，勒令父亲赔偿。母亲哭道：“卖十头猪都没有三千块钱，我全部家产都没有这么多。你们拿他打靶子吧，打了他就去分家产，我带孩子离开这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