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的故乡，永恒的家园

　　界岭村在南宁打工的乡亲最多，和我同龄以上年纪的我基本都认识。和他们接触多了，我慢慢发现，他们几乎同时患了一样的病一般，总是怀念从前在村里时，一吃完晚饭，就家家户户地串门，一直聊到夜幕低垂，才心满意足地回家。而现在，如果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家就罢了，一些住在楼上楼下的故乡人，也总是一进家门就关得严严实实的，好像陌生人一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比从前淡薄了许多。

　　都说城市是陌生人的社会，乡村是熟人的社会。我也是从乡村出来的，事实上我的感受和乡亲们没有什么区别。城里虽然最不缺的是人，但最缺的是人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同陌路。而乡村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一些小村落里，大家互相帮助，和睦相处。邻里之间平时也会有些恩恩怨怨的，但只要是红白喜事之类的大事，定会不计前嫌，全力帮忙。特别是白事，邻里乡亲、亲戚朋友更是不请也“闻声而来”，协助死者家属把事情办得大大方方、妥妥当当，给死者足够的尊严。“这和城里完全不一样，那里一个人的死，从医院到火葬场再到高价买来的墓地，就像是一条僵化的流水线，根本就没有什么温情可言。”一位决定还是回老家养老的钟姓大伯如此对我说。

　　或许有人会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奥特！不错，时代在变，乡村的许多习俗文化也在变，甚至慢慢地消逝。然而正如《大地雄心》主人公的父亲在临终前留给他的唯一遗产——一句充满温情与希望的话：“一个人只有拥有土地才有价值，才有灵魂”那样，没有土地，农民就没有灵魂。

　　即便如此，乡亲们进城打工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界岭村将继续“沉沦”下去，或许最终在不久的某一天，也和其他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不反对、也无力挽救界岭村的“沉沦”甚至“消失”，更没有理由反对现代化。

　　中国有句俗话：一方沙土养一方人。其实我想说的是，“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有故乡而又遭遇人为的失去，这是一种双重的不幸。”而对于我这种已离开故乡多年的“城里人”，或许故乡更像是一个精神家园。但我愿意永远的呵护着它，因为，呵护它也是在呵护着一座精神的后院、呵护着一座灵魂的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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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在正文里，我已用约6000字的篇幅专门写了一篇以“故乡沉沦”为主题的文章（即《沉沦的故乡》），在这篇后记里，我又再次以“故乡沉沦”为主线哆哆嗦嗦了这么多，足见我对故乡界岭村正在走向“衰落”，以及整个中国的村庄正在迅速消失的忧虑。

　　然而，人总不能永远生活在忧虑之中，在这篇后记行将完成的时候，我要感谢那些在本书编纂出版中给予大力帮助的诸多师友和同事们，特别要感谢《当代广西》副主编、副社长李庭华先生，广西土地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农丰收先生，著名书法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馆员周榕林先生。李庭华先生亲自为本书的出版联系出版社，并对出版中的具体细节进行安排；农丰收先生对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进行仔细阅读，并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周榕林先生同样非常繁忙，但仍拨冗为本书题写书名。

　　我要感谢的还有同事、家人等等，名单很长，恕未一一列出。

　　感谢的同时，我也要说些致歉的话。首先是本书所写大多是本人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感想，虽然本人的意愿是欲“通过对我老家界岭村的记载，见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中国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村庄的环境情况，以及村庄的发展和‘衰落’的一些轨迹。”但由于调查的不系统和掌握的材料有限，恐怕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另外，既然写的是故乡人故乡事，就应该多选择一些典型的人物和事情，但正如前面所说，由于调查和材料所限，并没有太多典型的东西，而事实上界岭村根本就没有出过什么杰出的人物。最终，我选择了我最熟悉的阿婆和父亲、母亲作为独篇来写。尽管我的意愿和本书一样，是想通过他们见证当年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只是，毕竟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民，并不具备“树碑立传”的条件和资格。

　　乡村，是我和像我一样的许多人的童年记忆。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曾说：“童年是人类的父亲。”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其实就是“人类的父亲”。但不管是我还是村里的许多村民，不管是像我通过考学的方式还是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通过打工的方式，终究告别了童年、离开了乡村，这其实都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是的，已在城市立足的下一代更无可能回到乡村了，或许还在我们能走动的时候偶尔会跟着我们回去一次，等我们也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再也与乡村没有多少关系了。

　　“村庄仍在继续快速消失。”这是一个无庸置疑的结论，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我知道，很多事物的离去都是我无力阻止的。但我相信，即使故乡正在慢慢沉沦，我仍可以拥有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因为我的一生都为这个美丽的家园而努力。

　　作者：邓强